黄铭的本科、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是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就读的,而硕、博又是在我名下的学生,现在其就读时的研究成果出版在即,他让我写个序,于理于情我都是无法推脱的,但我还是觉得略有为难。之所以会为难,主要是因为就“《春秋》学”而言,我并没有做过系统深入的专门研究,对之充其量只能说仅识门径之大概,离登堂入室尚远,更遑论窥其堂奥了,故而觉得很难做出有真正学术价值的点评。这当然是与我们这代学人在学术上的先天不足相关联的。
自“五四新文化运动”之后,作为中国传统学问正宗的儒家经学早已失去了以往的“光环”,以后更是每况愈下,近乎凋零,唯剩下少之又少的几位学者还在艰难地做一些经学史研究的坚持,如我的师祖周予同先生那样。上世纪50年代,周予同先生还坚持在复旦开设经学史课程,这在当时的高校中绝对属于凤毛麟角了,我的老师朱维铮先生、许道勋先生就是随周先生治经学史的。但好景不长,到60年代初,复旦“中国经学史”课程就被取消了。至十年浩劫之时,不仅传统经学被视如“洪水猛兽”,连经学史研究居然也成了不能触碰的“雷区”。当年,作为周予同先生首届研究生的许道勋先生,只能私下里偷偷整理自己所记的周先生“中国经学史”的讲课笔记,并做了些注释,这竟成为了周先生后来仅存的“中国经学史讲义”。
我们这代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人还算幸运,终于又能上经学史课了。但严格说来,经学史还只是学术史范畴的,与真正的经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。所以,纯经学的训练,对我们这代学人说来是缺失的。当然,同辈中人也有靠自己硬啃而进入纯经学研究领域的,但人数绝对少之又少。
我们下一代的学人比我们幸运了许多,学术研究的禁区更少,尤其是那些属于古代中世纪领域的学问。他们比我们这代人的优势,在于最基本的中学训练完整,进大学的时间没被耽误,思想开放的氛围更浓。于是在不少高校中涌现一批相当优秀的青年学人,他们已不满足于原有课程体系的畛域,自己组织起一些小型的读书会,找一些课程中没有、过去不敢碰的中外经典原著进行研读,通过讨论争辩,集众人的智慧增进学问,比如说我们复旦哲学系的孙向晨、丁耘、曾亦、郭晓东等的读书会就是一例。所以,在我看来,他们这代人在学术的专精度上胜过了我们这一代,当然这也是应该的。
黄铭是又下一代学人了。他跟我读研,我私心是希望 他能做哲学史或思想史方面研究的,但没有规定方向。这也 是我一贯的风格,不想让学生限在老师的思考范围内,而是 应该找自己真正有兴趣的题目去研究。他参加了曾亦他们的 读书会,很快就被经学牢牢地吸引住了,决定以后的研究方向就是经学,具体落实下去就是“《春秋》学”和“《礼》学”。当他向我汇报时,我没有反对,只是提醒他这一课题对他这个年龄的人可能会遇到的研究上的难度,希望他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。没想到的是,他还真有点“扎硬寨,打呆仗”的精神,一点点地去啃这块“骨头”,硬是把它啃下来了。他最终确定博士论文做董仲舒的“公羊学”,我也只是在论文的框架、章节的编排、文字的表达方面做了点工作,具体内容都是他自己研究的结果。如真要说具体的指点方面,曾亦和郭晓东倒是给了黄铭不少帮助,那是不能不提的,否则就掠人之美了。
博士毕业后,黄铭到同济大学跟曾亦做博士后,继续做他的经学研究。这以后他就到伟德国际1946去任教了。工作这些年来,黄铭除讲授经学课程外,继续着他的研究,学问又有了精进,在《复旦学报》《哲学研究》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。在此过程中,其博士论文也得到了进一步润色,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,如添加了本书的第五章“《春秋》决狱”、新引用了一些出土简牍材料等。